《盲刺客》中的家庭关系影响因素探究开题报告

研究背景：

一 绪 论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出生于1939年，是加拿大极负盛名的一位女作家，被尊称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其作品形式多样，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阿特伍德是个多产的作家，自196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以来，笔耕不辍，迄今为止已出版14部小说。其作品也屡获多项重要的文学奖项，并在2000年以其小说《盲刺客》获得了布克奖，这一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届最高的奖项。近年来她也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

近十年以来阿特伍德的作品在国内倍受关注，国内关于阿特伍德小说的研究也取得了颇丰的成果，有不少硕士研究论文，也出现了博士专著。研究主题则主要倾向于女权主义、民族主义、生态意识和叙事艺术这几大方向。

二 女性主义

赵浩田从阿特伍德的家族历史和个人成长经历简单论述了女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并以其作品《可以吃的女人》为例探讨了女性主义和女性反抗精神：以女主人公玛丽安在婚姻中受到的彼得的压迫，论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配角地位和陪衬作用，女性可以被当作商品来选择以满足男性的需求，而完全忽略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需求。女主人公在重重压迫下终于苏醒，做了一个人形蛋糕作为替身送给彼得，以此拒绝被男性社会“吞食”的命运，论述了阿特伍德第一部小说中女性反抗的第一部步。王碧瑶以后殖民主义中的“他者”理论论述了阿特伍德小说中，男权社会下的三种女性形象：或接受自身的“他者”身份，顺从的成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或积极努力地和男性结盟，成为男权社会的共谋；或敢于打破男权社会的桎梏，积极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勇于探索反抗压迫的方式。这些女性形象都与阿特伍德的四种受害者类型相吻合。陈媛的两篇研究运用女性主义相关理论结合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盲刺客》、《使女的故事》这三部作品分别分析了阿特伍德小说中女性边缘化的成因及边缘女性的觉醒与反抗。研究者将女性边缘化的成因被归结为男权迫害和女性的迫害。边缘女性的觉醒表现为对男权统治下的婚姻围城的逃离和对真正爱情的追寻。女性抗争的方式表现为通过掌控自我的话语权来用语言与文字对男权社会提出抗议。女性在觉醒后通过自我拯救（可以吃的女人）或女性集体抗争（使女的故事）的方式来反抗男权压迫。在李世林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点其他研究者所没有特别关注或指出的：女性在男权社会的遭遇不能单一看成是男性对权力的独占欲，很多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屈从也是导致父权制形成的原因。有研究者以福柯的凝视理论解读作品，指出女性身体受到了父权社会的凝视，成为被规训的客体，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控制丧失了主体地位，女性的苏醒则表现为以身体为武器来抵抗男权社会，自我分裂、精神性的歇斯底里和性自由的掌控是其身体的抵抗形式。

综上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女性主义的研究主要围绕作品的女性形象分析她们在男权社会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的觉醒与反抗精神。同时也可以看出用单一的女性主义去解读作品会导致对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女性困境的成因解读视角过于单一和片面，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我们已不能把女性的困境简单的归咎于男权的压迫，这样容易将男性与女性对立起来，反而不能解决问题，女性意识的崛起不仅是为了让困境中的女性觉醒，更是为了解放女性。而过于绝对的标榜女权或男权都不是人类最终寻求的目标 。孙金琳提出在解读作品时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视角进行研究，将主人公面临的困境视为人类共同面对的困境。这一点也是阿特伍德自己所提倡的，将女性的问题视为人类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从一个局限的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待，将女性生存困境直接归咎于男权统治。女性的解放关系到全人类的发展，为此女性解放运动不应该简单粗暴地将男性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而有可能的去共同探究解决之道。

三 生态主义

（一）生态意识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力量有了很大的认知，对自然渐渐失去原有的敬畏，人类为满足自身的发展对自然大肆掠夺，随之而来的生态破坏问题也日益突出，生态问题也成了社会关注热点。生态主义也一直是阿特伍德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之一。阿特伍德的生态意识与其成长经历有着不可忽视的的关联。阿特伍德出生在渥太华，她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由于工作的关系长年驻扎在渥太华和魁北克的森林地区，阿特伍德在与大自然的亲密共处中度过了童年。这段童年经历让她从小就对加拿大的自然风光情有独钟，这种感情也反映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借以表达她强烈的生态关怀之情。研究者们对阿特伍德小说中生态思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洪疫之年》、《浮现》、《羚羊与秧鸡》这几部生态主题较为突出的作品上。曹玉霞，蒋焕新通过解读《可以吃的女人》、《浮现》、《使女的故事》这三部作品中男性对经济发展导致环境破坏的无动于衷和虐杀动物的残暴行为揭示了男性的强烈的统治欲望。作品中女主人公生态意识的觉醒正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以部分人的觉醒唤起人类对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的认识。有研究者则集中探讨了单部作品《洪疫之年》中的生态观。陈秋华总体上对阿特伍德的小说的生态主义进行解读的，分析了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及表现，并发出呼吁：人类只有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行为模式，自觉维护生态平衡，才可摆脱生态危机，实现持续发展。

（二）生态女性主义

关于生态主义的一大研究重点――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既是女权主义研究的重要流派之一，也是生态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从性别的角度去看待生态问题，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两性关系，揭示出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与男权统治暗含着同一的心理，总得来说生态女性主义就是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

生态主义者相信由于女性孕育者的身份使其从内心深处更亲近自然，对自然具天生的保护意识。而阿特伍德作为一名女性作家 ，同时表达出对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关注 ，其作品固然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一大素材。基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有研究者两两对比了阿特伍德与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及印度女作家杜拉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通过分析两位作家的人生轨迹与解读作品探讨她们对生态女性理论的发展所做出的思考与贡献。王芳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了阿特伍德多部小说，揭示了男权社会统治下自然与女性的双重困境与双重反抗，引导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以期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

四民族主义

加拿大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文化仍深深地印在加拿大的骨子里，同时由于地理上毗邻美国，不可避免地又受到来着美国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阿特伍德一直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她认为，文学的社会意义表现在人们对共同的历史、政治、地理、经济等条件的认知和认同，尤其是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感知。为此阿特伍德长期致力于利用文学形式弘扬加拿大的民族和国家身份，借助文学来发掘加拿大的历史和传统，构建民族形象。在阿特伍德作品中，作者将女性叙事和国家叙事相结合，用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来表达加拿大在英国殖民文化和美国帝国主义文化双重冲击下的文化困境。

国内学者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浮现》和《肉体伤害》两部作品中。石静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读出阿特伍德早期作品《肉体伤害》中隐含的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分析作品中岛国圣安托万的生存困境：圣安托万原属英国殖民地，虽然在政治上已获得独立，但英国的殖民文化却依然渗透在殖民地人民的生活中，同时也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对其虎视眈眈，在这种双重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圣安托万的民不聊生，政治混乱，经济发展无力。小说中的主人公蕾妮是一个来到圣安托万的加拿大游客，在旅游地，蕾妮的在身体上受到多重伤害，在这里

研究者指出不管是殖民宗主国还是被殖民国家的妇女，实际上都是男性斗争的牺牲品。丁林棚的研究进一步解读出蕾妮由肿瘤而被切除乳房正象征了加拿大作为一个女性形象的国家身份的不完整状态，暗示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侵略。

五 叙事艺术

关于阿特伍德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主要涉及文本叙事视角的变化，戏仿和互文，元小说，经典文本颠覆等。

阿特伍德的生态科幻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与“反乌托邦”式的科幻叙事特色。马晓霞从叙事视角、叙事序列和叙事风格三个方面探讨了《羚羊与秧鸡》《使女的故事》和《浮现》三部生态科幻小说在生态视域下的叙事策略，指出其作品存在着人称视角、叙事时空的转换，内外聚焦兼具的多种叙事视角的并存与转换。第三人称全知的使用使其作品呈现出冷静客观的特点，理性地抨击人类道德世界的沦陷。而内外聚焦的交替使用则使读者能深入人物的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使其阅读感受更具真实。有研究者注意到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哥特小说元素，以《神谕女士》这部作品探讨了其作品中体现的对哥特小说的戏仿。郝静迪发掘出阿特伍德作品中的互文性，深入解读了《别名格雷斯》和《盲刺客》的创伤理论的互文和历史元小说理论的互文，同时也关注到该艺术技巧背后蕴含的女权主义思想表达：女性只有团结起来，才能颠覆男性社会固有的叙事和历史。

六 社会批判与人文思想

阿特伍德的身份是一个小说家和诗人，她对社会现实、政治、历史、道德伦理等的关怀又让别人对她的身份有了更多的定义：媒体明星、文学批评家、社会历史学家、环境主义者、人权代言人、政治讽刺家等等。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窥见她身上所传达出的使命感，阿特伍德积极活跃于各种公众舞台，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命运的走向。其人文思想和社会关怀主要表现在对政治、宗教和科技理性的关注与反思。

（一）人文思想

袁霞分析了阿特伍德的新作《女巫的子孙》中魔法、复仇和宽恕主题、监狱等意象，解读作品中传达的出的人文思想：魔法揭示丑恶的社会现状，弘扬道德与正义；复仇与宽恕主题彰显人性中的美好，呼唤和谐；监狱则代表了一种社会责任感。

（二）对科技理性的批判

阿特伍德对科技理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羚羊与秧鸡》这一生态科幻小说中。该作品讲述了未来社会人类高度崇拜科技与理性，把一切非理性的东西剔除出人类记忆，又在利益驱使下无休止地滥用科技改造自然，带来巨大生态灾难，最终致使人类走向毁灭。陈欣通过解读《羚羊与秧鸡》，反思现代科技伦理，指出“缺乏伦理道德的科技发展将人类带入社会病态境地，唯有构建现代科技伦理才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

（三）对政治宗教的反思

马吉德从话语权、权力和宗教三个视角阐释了《使女的故事》中的政治性。使女们生活在政治高压下的基列国，她们的话语权被操控在统治者手里，政治权力深入社会各种关系之中，牢牢监视着人们的行为思想。政治与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统治者通过曲解《圣经》教义麻痹大众。作家借助对基列国政治宗教的批判，警示欧美国家制度。研究者指出我们要利用知识的力量去掌控自己的话语权与政治权利。

七 结 论

总结近年来研究状况，总体上国内关于阿特伍德小说研究的发文数量颇多，选题多样。其中有关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细读发现不少论文尽管在语言表达上有所差异，但所阐释的观点十分相似，内容上缺少创新，或解读浅显不够深入，观点不突出，出现重复研究的现象。阿特伍德作为加拿大文坛的重要作家，其影响力之大不容忽视，相信其作品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入探究。另外阿特伍德著作颇丰，最近几年也不断有新作被引荐到国内，这也能给我们后来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

研究目的和意义：《盲刺客》的叙事以女主人公――八十二岁的艾丽丝的回忆来展开，叙述了蔡斯家族祖辈的历史，对父辈的记忆及自己和妹妹劳拉的命运纠葛，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以“家庭”这个关键词为探究的方向，贴合了作品内容，通过对作品中家庭问题的探究，有助于理清其中复杂的家庭矛盾和人物命运的关联，探析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影响。通过对这些家庭伦理困境的思索，反思战争与金钱（资本）对家庭伦理的扭曲，挖掘作者对女性与家庭的人文关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