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过很长一段时期的粗放式增长，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人民美好健康生活。中国政府不断提高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战略规划，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建设美丽中国。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就是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强环境治理效能，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而税基与环境相关的税收——环境税，就是一种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经济手段。它一方面可以为环境治理与环保技术发展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又能够通过强制性税收手段矫正污染单位负外部性。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被列入立法计划并于同年12月正式通过，2018年1月1日起，环保税代替原有排污费，开始正式实施。在原有排污费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观念，常出现地方执法宽松化，少征漏征，政策实施不到位的情况。与原有排污费不同，环保税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环保部门负责监测监管，并通过建立涉税信息平台与税务机关沟通协调，这就对政策执行力度提出了新要求。然而以往对于政策执行力的研究多为理论分析，且多基于环保观念、经济、技术等角度，少有基于环境分权体制的实证研究。事实上，中国地方环境政策的执行有其特殊性，政治上受中央政府统一指导，经济上地方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环境事务自上而下层层划分，执行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产生波动。因此，研究环境分权中国环境税政策执行力度的影响，探究其内在逻辑，从而优化环境分权结构，对于提升中国环境治理效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基于目前学者已有对于环境分权与环境政策执行力度之研究，将环境分权划分为行政分权、监察分权以及监测分权。考虑环境分权内生性与区域异质性，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三种分权水平和环境分权水平对环境税政策执行力度的影响进行静态分析，动态分析以及空间动态分析，研究环境分权水平对环境税政策执行力的影响机制。
写作提纲：
对环境分权水平、三种细分分权以及环境税政策执行力度进行数量测度，构建三种数据模型，对环境分权和各项分权进行回归检验、区域（东部、中部、西部）检验、年度检验以及稳健性分析，得出基本结论。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环境纵向分权问题，国外学者早有研究，也即环境联邦主义理论，Sigman (2017)和Banzhf,Chupp(2010)都认为解决环境污染的核心要点在于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合理配置环保事务。在国内，李萱，沈晓悦和夏光（2012）提出了中国环保行政体制的矩阵模式，指出环保部门同时受地方政府制约与上级部门指导，监管权威弱化。赵晖，邱实（2015）针对环境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一方面要加强环境管理部门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要提高地方自主性。然而，以往对于环境分权的研究，多用财政分权代替环境分权，没有注意到环保事务的特殊性。祁毓，卢洪友和徐彦坤（2014）梳理了环境分权历史，并通过人员设置进行了数量测度和效应评估。环境治理权力的划分，经历了从地方包干到中央集权，再到中央规划总领和对地方激励并行的过程。文章将环保事权进一步划分为环境行政管理、环境监测、监管三个方面，数量测度结果显示，从92年至10年，中国的环境分权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而监察分权程度明显低于行政与监测分权。在分权与污染的实证分析中，文章运用动态面板方法研究发现三种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且西部地区的负面影响程度高于中东部地区。而随着集权趋势的加强，环境分权以及监测分权与污染之间呈现U形影响模式，行政与监察分权与污染之间则呈现倒U形。此后许多学者借鉴了这一指标进行研究。陆远权和张德钢（2016）同样以环境管理人员在不同政府之间的配置，基于面板数据，对于环境分权、市场分割对于碳排放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分权管理体制会加剧污染排放问题。张华，丰超，刘贯春（2017）在此基础上注意到了环境分权的内生性问题。邹璇等（2019）则立足区域绿色发展角度，发现全国层面环境分权、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环境监察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李强（2019）运用系统广义矩阵方法，指出中国环境分权治理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优化。黄清煌等（2017）运用面板数据，检验了基于不同环境分权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只有当环境分权越过特定值时，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
除去对于环境政策制定、工具选用等政策出台前的研究，环境政策出台后的执行力度也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刘忠庆和李淑英（2009）通过对排污费收缴使用情况的检查，发现了排污费政策执行不力的诸多问题表现，包括征缴不规范、上缴不及时，地方截留以及违规挪用。马娜（2010）将环境政策分为管制性、引导性以及自愿性三种，对政策执行的问题和因素做出了理论分析。高树婷，苏伟光和杨琦佳（2014）基于2005到2010年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对其排污费征管效率进行研究，从人力、资源和人造资本三个方面来刻画排污费监管投入。而郑石明，雷翔和易洪涛（2015）则采用了更为简单的测度方式。直接通过排污费入库金额与开单金额之间的比例来衡量政策执行力，发现其影响因素包括问题难易程度、制度因素以及一些非法规制度因素。赵晖，邱实（2015）针对环境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环保部门要规范集权并均衡分权。唐啸，陈维维（2017）对于中国环境政策的执行，构建出一套动机、激励与信息的理论框架，总结出八种政策执行类型。贺东航与孔繁斌（2019）根据中国公共政策的执行特征，创新提出了政治势能这一概念，即政策重要性关注度的强弱，会随着政策发布机关的层级大小而发生变化。该文通过对近20年间中国农村林业改革政策中政治变现能力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只有在政治势能高，地方激励机制强的情况下，公共政策才能有效变现并达成预期效果。
此外，国内也有很少一部分学者对环境分权对于政策执行力的影响进行了关注。朱玉知（2013）指出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在不同场景下所起作用不同，且其内部也存在一定结构。他以马特兰德“模糊—冲突”模型为基础，通过研究四种不同性质的政策案例，解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在对节能减排案例的分析中，他指出，节能减排政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中央对地方事权和财权的控制，以及地方自主权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受到环境分权的制约。姜珂和游明达（2016）基于分权视角，对央地环境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动态演化，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执行力度对于演化过程具有重大影响。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研究计划与进度安排
（1）2022年7月——2022年9月：完成毕业论文的选题
（2）2022年9月——2022年12月10日：初步收集资料，建立论文基本框架，完成开题报告
5. 参考文献
[1] Sigman H. Decentralization andEnvironmental Quality: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Water Pollution [R]. WorkingPaper, NBER, 2007.
[2] Banzhaf H.S. Chupp. Heterogeneous Harmvs. Spatial Spillovers: Environmental Federalism and US Air Pollution[R].Working Paper, NBER, 2010.
[3] 陆远权，张德钢. 环境分权、市场分割与碳排放[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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