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儒家文化持续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在当今社会的语境之下是否影响公司资本结构?本文综合运用典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利用手工构造的儒家文化强度指标和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违规数据，探讨了如下问题:儒家文化是否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一是从非正式制度角度丰富了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从儒家文化角度来探讨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较少，本文从儒家文化特征出发，探讨儒家文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为理解文化在公司行为中的作用提供启发。二是本文完善了儒家文化强度指标，从历史角度论述了儒家文化测度的构造方法，构建距离模型指标，丰富了对儒家文化的测度，尽可能准确地度量了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度，为儒家文化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儒家思想。此后，儒家文化基本上是在孔子学说基础上不断变化发展。经过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传》),儒学成为官方统治的意识形态。经过唐宋时期科举制建立与完善，儒家经典在精英阶层中普遍传播，儒学成为个人修身的重要资源。到了明清时期，随着陆王心学发展和商业兴盛，儒商群体在真正意义上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儒士转而从商，无疑为商人文化进一步注入儒家伦理内涵。一方面，儒商以营商为第一生业，认为'士商异术而同志'(《汪氏统宗谱》)对商人职业有高度认同;另一方面，他们“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陆文定公集》),伏膺儒术，遵道守礼，乐善好施，以义制利，信奉'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棠鲍氏宣忠堂支谱》)。
儒家传统中的义利观和诚信为本的理念潜移默化地融入现代商业伦理精神体系中，对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强的公司，无论是高管还是员工，除了遵循法律和公司章程制度等规则之外，还会在儒家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下约束个人行为，从而降低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公司的负债水平越低。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儒家文化经过春秋末年的建立，两汉时期的地位确立，唐宋时期的普及，以及明清时期的发扬光大，其精神和理念早已内化成为人们修身、文家、治国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儒家文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受到越多越多的关注。金智等研究了儒家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企业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徐细雄和李万利实证研究发现，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对企业创新(专利产出水平)有明显促进效应;古志辉认为，儒家文化认可财富的作用，对创造财富有积极意义，实证验证了企业受儒家传统影响越大，其盈利能力越强;黄国良和李妮妮研究发现，企业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其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加明显;程博等以2007-2013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产权理论，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可以改善信息环境、强化合约履行，从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胡少华认为，儒家文化信念内化成一套中国人的价值规范，儒家文化信念能降低经理人讲声誉的成本，从而促进声誉机制形成和发挥有效作用。
从资本结构的角度来看，考虑到负债在影响公司投资决策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债务水平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些文献认为，由于债务融资的契约刚性特征容易加剧融资企业的破产风险(OBrien,2003)，加上创新活动形成的无形资产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较差的可抵押性(Brown等，2009)，使得企业在面对负债增加时的创新投资决策更加谨慎(汪晓春，2002);企业的负债比例(Aghion等，2004)及企业利息净支出占比(张杰等，2012)与自身创新强度显著负相关。但另一些文献却发现，银行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剧(Cornaggia等，2015)、信贷供给水平的提高(Amore等，2013)、债权人保护水平的加强(姜军等，2017)等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
但已有文献较少涉及儒家文化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2022年11月-12月，收集与整理资料，完成资本结构与儒家文化相关文献的梳理；
2022年1月-2月，确定研究样本、获取所需数据、定义相关变量、测量各个变量、设定模型、测算回归系数；
2022年2月-3月，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形成初稿；
5. 参考文献
[1]孔祥林，孔喆世界孔庙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2]何杰，王果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分布特点、变化趋势和影响波及[J]重庆:改革，2013,(10):142-151.
[3]赵媛，麻勒，郝丽莎中国现存牌坊文化遗迹的地域分异及成因J1.北京:地理研究，2016(10):1948-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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