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出现负增长,投资规模为1582.9亿美元,连续三年高于吸引外资,位居全球第三。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2.7% 。
《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连续3年下滑的大环境下,略低于日本(1431.6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万亿美元,在全球分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由第25位升至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荷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万家,2018年当年直接投资流量178.9亿美元,年末存量1727.7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2.5%和8.7%。
但是,对于“一带一路”国家制度环境与我们对其直接投资的辩证关系、到底何种制度环境更利于东道国充分吸收并利用外国资本?这些内容却少有详细研究,。正值“一带一路”方兴未艾之际,我想通过这个选题,将自己对于制度与OFDI间关系的浅薄理解,通过一些实例及数据分析,给我国对“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OFDI些许启示,希望能起到“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指导作用。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研究内容: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1)东盟10国。(2)南亚8国。(3)中亚5国。2.对上述国家制度环境进行评价分析:(1)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2)投资国对外投资的存量。(3)投资国的贸易倾向。(4)生产效率。(5)工资水平。 (6)投资国的技术水平。3.将分析结果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1)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度环境越好的国家。(2)投入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的直接投资收益也相对较高。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1.如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进行具体的量化评价2. 分析出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背后的深层原因。3.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制度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包括母国制度、东道国制度以及双边的制度距离等方面。但具体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研究,关于东道国制度与中国OFDI 之间关系是促进还是阻碍尚无一致结论。
李晓敏和李春梅(2016)研究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 OFDI 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部分法制不完善法治水平低的东道国,政治风险高,中国 OFDI相对偏多。付韶军 (2018) 研究认为东道国的司法完善、规则健全与中国 OFDI 显著正相关。王培志等(2018)研究认为东道国制度因素本身对中国OFDI 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陈升、张俊龙(2019)《东道国制度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综合运用全球治理指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认为东道国制度综合表现及其六个细分维度均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9年12月—20年1月,确定论文题目,制订计划并查找相关资料,完成开题报告初稿,上交导师查阅;
20年2月—3月,查找翻阅相关论文资料,如文献、论文集、著作等,建立论文框架并完成论文初稿,初稿中参考文献不低于15篇,其中至少包括一篇英文文献,同时翻译相关英文资料;
20年4月,完成毕业论文初稿的写作,并保证格式符合要求,填写论文中期检查表、任务书等,上交论文初稿和英文翻译稿及原件,进行中期检查;
5. 参考文献
[1]李晓敏,李春梅.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J].东南学术,2017
[2]陈升,张俊龙.东道国制度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综合运用全球治理指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产经评论,2019
[3]黎绍凯,张广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布局与优化选择:兼顾投资动机与风险规避.经济问题探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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