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习惯都出现了很大改变，婚姻关系也较以往有所不同，中国婚姻开启了新的一页。一是现代人更加注重个性需求的满足，其婚姻关系的主要形式为自主婚姻，婚姻必不可缺的就是感情基础，夫妻二人的地位也更为平等；二是在经济水平提升的过程中，多种思想文化涌现，一些领域出现道德失范现象，这种倾向也影响到家庭，突出地表现在传统的婚姻道德受到了多种因素猛烈的冲击，婚姻的稳定性更容易被破坏。婚姻中的男女双方面临着新的问题。我国离婚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婚外情等行为屡见不鲜，家庭暴力行为常有发生，同性恋间的婚姻愈演愈烈，就连各大报刊、网站的头条都常常是某些明星婚变的新闻，如“草根明星”王宝强起诉妻子离婚的事情更是闹得沸沸扬扬。这些破坏婚姻稳定性现象的出现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不利于中国的家庭美德建设，也不利于中国的繁荣稳定，人们呼吁和渴望和谐稳定的婚姻生活。
本文的研究可以为相关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理论依据。离婚率上升的社会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离婚率的上升是女性经济社会独立的结果，是女性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重要手段。有大量的研究表明离婚率的上升会带来女性自杀率和家庭暴力案件的减少。另一方面，离婚率的上升也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主要是离婚可能会降低儿童的福利水平。离婚后儿童大多是由母亲养育，父亲在时间和金钱上投入的减少可能会降低儿童的生活教育水平。针对中国近年来离婚率不断上升的社会现实，有很多人通过调整法律政策来进行干预。本文对离婚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为相应的法律和公共政策调整提供依据，避免盲目的立法。如 2012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提议调整婚姻法增加离婚难度以降低离婚率保护妇女权利。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离婚率的上升是经济社会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立法人为增加离婚难度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很坏的社会结果。同时，本文的研究也发现，经济开放过程中的移民现象，导致中西部地区离婚率上升，其原因在于现有的政策和制度使得农民工举家迁移比较困难，长期的分居导致婚姻破裂，离婚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有制度对农民工权利和利益的损害。对此，相关的政策建议是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为农民工举家迁移创造条件。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展与离婚率之间的关系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经济处于复苏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我国离婚率的逐年升高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文主要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离婚率上升问题。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变将暴露出许多高速增长时期遗留的各种社会问题，本文以离婚率为着眼点，将离婚率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深入揭示离婚率上涨的原因，并给予相关解决措施。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口越来越多，城镇人口的流动性也更加的频繁。在流动的过程中就存在着夫妻双方长期分开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离婚率的上升趋势。莫玮俏，史晋川（2015）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农村微观截面数据，从夫妻单方流动和共同流动两个方面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夫妻共同或单方流动都对离婚率产生了正向的影响。马忠东，石智雷（2017）创新的从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式、流动时间和流动空间3维度来分析人口流动对于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丈夫独自外出务工，流动时间越长、外出的距离越短，夫妻离婚的风险越高。梁海艳(2017)指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越来越普遍，使得原本稳定的乡土社会生命历程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认为人口流动是影响离婚率的主要因素，并得出结论，人口流动，不仅对未婚青年的婚姻关系建构带来了很多潜在的威胁因素，而且增加了已婚夫妇婚姻关系解构的风险。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人口流动对于离婚率的上升具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未婚青年的婚姻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影响离婚率的因素来自很多方面除了上面学者们提到的人口流动，其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其他的因素。谭远发， 宋寅书(2015)基于2005年和2010年北京市的离婚登记数据，分解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和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攀升的贡献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约占1/3， 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约占2/3。可见，年龄别离婚率对于粗离婚率的影响较大。曹梦涛等（2016）通过选取影响离婚率的三个代表性指标：GDP增长率、失业情况、居民受教育水平构造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经济发展对离婚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为我们对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于维洋，周薇(2015)利用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对三个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进一步研究发现： 房地产价格与离婚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房地产价格与离婚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离婚率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刘贝贝， 袁永生（2016）时间序列数据，建立3阶滞后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价、就业率、受教育程度与离婚率的相关度较高，离婚率与房价和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离婚率与就业率呈现负相关。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搜集我国近些年的离婚率数据，并加以分析。
同时充分搜索我国改革开放多年来经济发展状况信息，结合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展开充分论述。
利用相关计量工具，对离婚率以及我国各项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5. 参考文献
1.杜凤莲，2010：《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 期。2.高梦滔，2011：《农村离婚率与外出就业：基于中国2003～2009 年村庄面板数据的研究》 3.李树茁、姜全保、伊莎贝尔阿塔尼、费尔德曼，2006：《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人口与经济》第4 期。
4.李晓敏，2014：《互联网普及对离婚率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3 期。
5.李雨潼、杨竹，2011：《东北地区离婚率特征分析及原因思考》，《人口学刊》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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