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把提高女性识字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消除性别歧视和保护女性合法地位的重要措施。在此期间，我国相继颁布了《妇女权益保护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条款司法解释，以保护女性的就业权利和发展权利。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凭借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为“世界工厂”，低端制造业、低技能产业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马力。然而，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为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于劳动者而言便意味着更加残酷的就业和职业竞争以及愈加低水平的工资支付，而生育责任和家庭职能更加使得已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远不如男性。近十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技术的不断革新和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劳动力市场也正经历着变革。国内的劳动供给正在逐步下降，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男性相比下降得更快，但相较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仍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伴随着经济转型的进程逐步加快，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也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一人口转型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生育率的降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长时间保持在低水平的生育率将进一步减少新生婴儿的数量，使得青年劳动力数量和规模出现下降趋势，同时老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将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出现失调。
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这将有利于缓解目前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并且对于已婚已生育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二孩政策对于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一方面来自于女性劳动供给意愿的改变，怀孕的生物属性和抚养孩子的家庭责任将会自主减少女性劳动参与；另一方面则来自于雇主和雇工单位的用工成本增加，女性孕期所带来的产假、带薪休假和工作交接等成本会使得用人单位直接减少对于女性的录取比例。同时，女性的生育过程会中断工作甚至会导致工作丢失，当再返回劳动力市场时，就业难度会增大。因此，在低生育率的社会背景和开放二胎的政策背景下，研究家庭中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对于母亲劳动选择的影响就具有深刻的意义。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女性是否参与劳动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由于天然的母性角色所导致的生育孩子的职能使得子女成为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子女数量是如何影响女性劳动决策呢？当已婚女性选择抚养孩子的时候，工作时间的减少所带来的劳动报酬降低，无法升职等问题会降低女性参与劳动的意愿，减少女性的劳动参与。但是，当我们假设子女数量和劳动供给之间的影响关系是相互的，也就是说女性的劳动意愿反过来也会影响其自身是否生孩子或者继续生孩子。那么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一般来说，女性目前的就业情况、薪资情况和职业规划会对其是否养育孩子有重要影响。一个事业成功、薪资丰厚且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工作以竞争升职机会的女性往往会选择将生育孩子延后甚至放弃养育孩子。但是如果一个已婚女性的工作并不繁重，而且有空闲时间，那么她就更偏向于选择养育孩子。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将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筛选城镇已婚女性的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和 Heckman 两步法分析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投入的影响，用以解决由子女数量和母亲就业决策之间的双向因果所导致的模型内生性问题和对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投入分析的样本选择问题。
子女数量和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因果关系之所以存在争议和讨论，主要就是因为女性的生育决策和就业决策很有可能是同时做出并且互相影响的。例如，事业心强、职业追求明确的女性就有更大的可能少生育甚至不生育；而未就业或者工作时间短的女性则更加倾向于生育子女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从另一个影响方向来说，已经做出的生育决策，即家庭中的子女数量很可能会影响女性目前的工作状态和生育之后的就业决策。除此以外，已婚女性及其配偶的职业偏好和对孩子的偏好等因素，以及双方父母亲的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都将共同影响女性的生育和就业决策。为了准确分析生育率和女性劳动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多数学者都选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解决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从而得出准确的因果关系结论。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Wei 和 Hao（2010）的研究认为坚持实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的人口控制政策所带来的低生育率推动了并且持续支撑着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在许多西方国家，有关家庭中子女数量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因果关系 的研究开始时间早、涉及范围广、研究模型（Backer 和 Gary S.1976,1977;Reuben Gronau,1973）也比较完善，所以可获得的文献资料也就比国内更多。从目前国外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都支持女性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消极影响女性劳动供给。Angrist 和 Evans(1998)的研究表明子女数量对女性就业选择概率、工作时间投入都存在显著的负效应。Hyunbae 和 Jeungil(2002)使用韩国的家庭调查数据发现家庭中每多生育一个孩子会使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降低大约 27%。国内研究涉及子女数量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因果关系的文献较少，更多的是研究对子女照料影响女性劳动供给。张川川（2011）选用第一个子女的性别作为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 Heckman 两步法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减少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显著降低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Rosenzweig 和 Wolpin（1980）以及 Jacobsen（1999）等选用女性是否生育了双胞胎作为子女数量的工具变量，但是双胞胎在自然受孕中的发生概率很低，工具变量法需要大样本数据作支撑。Angrist 和 Evans（1998）则采用了第一胎和第二胎孩子的性别构成作为工具变量来预测子女的数量，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父母认为相对平衡的子女性别结构，即同等数量的儿子和女儿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所以父母们往往在前两个孩子的性别相同下 选择继续生育[5]。但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子女性别平衡结构偏好，东亚国家如中国、韩国等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和强烈的男孩偏好，一对夫妇往往会在第一胎生育女儿之后选择继续生育。因此，张川川（2011）和 Kigon Nam（2010）分别选用家庭中第一个孩子的性别和女儿的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2022年11月至2022年1月，确定论文题目，并拟订论文提纲。通过学校图书馆书籍、电子网络、杂志以及硕博论文收集相关资料，在学习所有与论题相关知识点的基础上，总结并提炼出提纲，填写开题报告。
2、2022年1月至3月，完成初稿。进一步收集相关资料，并对收集到的资料筛选整合，按照前期拟订出的提纲，充实论文的内容，并对其加以具体分析论证，完成论文初稿。
3、2022年3月至4月，反复修改初稿。仔细阅读初稿，对其不足之处以及语句不通顺之处进行修改，并查阅近期文献充实论文。
5. 参考文献
[1] Wei, Z. Hao, Wei (2010).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8, pp. 472–491.
[2] Becker,Gary S.,Landes,Elisabeth M.,Michael,Robert T.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ital Insta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77, 85(6), pp. 1141 -87.
[3] Becker, Gary S.,Tomes,Nigel.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76, Pt. 2, 84(4), pp. S1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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