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财政扶贫政策的精准性？——基于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的研究开题报告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早，对于贫困的成因，最早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的是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提出的“人口剩余致贫理论”。该理论指出人口的不断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 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从而导致贫困。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认为造成贫困和定义贫困的因素不应该只是经济因素,更应该看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领域对贫困的影响。在他看来数字不再是定义贫困的唯一因素,他提出只有给予人们更多行动上的自由,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才有可能从本质上将贫困消除。Germain Savadogo 等（2015）指出，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评估是以货币条件为基础的，没有认识到贫穷的多面性，忽视了社区成员对贫穷的认识和理解，使他们在查明贫穷的过程中没有发言权和无能为力。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关于“精准扶贫”政策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对“精准扶贫”的政策研究也越来越多，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很多学者开始解读精准扶贫的有关政策、讲解精准扶贫相关的实践经验，逐渐地有很多专家学者不断探索精准扶贫的有效方法及绩效考核办法等。崔敏（2016）指出“精准扶贫”作为一项指导性政策，在政策执行前，首先应该厘清精准扶贫的概念。谈及“精准扶贫”，就不能只介绍地方相对具体的措施与行动，更重要的是要将“精准”置入对地方性战略的反思，统筹区域的灵活性和地方的合理性。“精准”并不排斥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切实可行的扶贫举措，更不能成为地方扶贫工作的束缚。

（二）关于扶贫方法的研究

“精准扶贫”的重点在于“精准”，即要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到户、精确管理。卢冬冬（2016）指出，我们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构建合理的国定贫困县的退出机制，确保定位精准、实施精准。李琦（2019）提出应在大数据背景下更好开展扶贫工作，逐步建立贫困对象精准识别、扶贫过程和资金动态管理以及平台数据共享机制。针对不同原因所导致的贫困采取精准的扶贫政策，引导扶贫资源的合理流向，使资源配置最优化，彻底颠覆传统粗放式的扶贫模式，真正落实精准扶贫理念。

（三）关于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袁雅（2017）指出甘肃省的扶贫工作还存在着如下问题：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干部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扶贫动力不充分、扶贫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马媛和孔龙（2017）认为甘肃省扶贫绩效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扶贫主体单一、绩效检测不力。赵晓妮、李文龙（2019）指出当前我国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精准识别有待提高、帮扶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市场主体的参与性有待增强、扶贫队伍的工作能力与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有待提升。史清华、魏霄云、万广华（2019）认为现有的国内研究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对贫困标准的制定还没有达成共识，不同视角下的贫困测量方法和不同的测量指标对贫困程度的估计存在较大差异；其二，要精准扶贫，贫困标准的确定和贫困的瞄准缺一不可， 而贫困的瞄准较为复杂，现有文献也尚未有定论，中国贫困瞄准偏差的问题仍较为突出。

（四）关于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研究

陈升、潘虹、陆静（2016）认为精准扶贫中贫困对象是否能够精准识别、扶贫项目安排是否合理以及资金使用是否规范等问题影响着精准扶贫资金绩效。孙璐（2015）提出在精准扶贫的视角下，以扶贫开发项目绩效评估为研究对象，借助比较分析、系统分析等分析方法明确扶贫开发项目绩效评估的关键所在，构建扶贫项目绩效评估系统研究框架，并进一步改进扶贫项目绩效评估体系，以适应精准扶贫背景下扶贫项目推进的新要求。

（五）关于提高扶贫政策精准性的研究

郑瑞强、王英（2016）深入剖析了精准扶贫的理念内涵，提出政策实施中面临的主体确立、资金对接、方式创新等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推动精准扶贫方略需要建立贫困人口动态管理机制，进一步推动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的完善。李彦军（2017）提出县级扶贫财政资金要科学保障项目管理效果、有效构建专人负责制度、合理维护扶贫资金使用绩效。王小平（2017）指出，财政扶贫应由单项扶贫向综合扶贫跨越，在教育、医疗、技术扶贫上要不断加大力度，并通过支持贫困人口创业来达到扶贫的目的，使贫困的农村能够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吸纳人才，通过“造血”式扶贫来改变贫困地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