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2009年，上市公司开始尝试向国外的资本市场学习实施股权激励，寻求有效的发展方式。证监会2016年制定并施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后，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为了探索适应本公司的模式，通过施行股权激励，来应对经营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自2017至2018年，市场上涌现大规模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虽然在2019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目在一定程度上放慢增长速度，但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量年均增长率依旧能够达到46%。从非静态趋势中观察得出，每一个会计年度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数量的增幅，远低于与当年所有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幅。实际上，从2011年开始，年增长率稳定在5 %左右。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数目的增长，不仅仅是公司总体积极性的增加，还是上市公司整体数量的增加。2009年至2021年的12年内，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更加合理地运用股权激励模式，但也不乏有上市公司采取了不合理的股权激励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呈现出许多问题，致使股权激励未能发挥在实施之初想要达到的作用，而无法解决企业危机。同时，由于外部因素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以及股市低迷，均有可能致使股权激励的失败。因此，如何设计出合理有效的股权激励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2.1 研究内容
以岭药业作为我国中医药行业的代表企业，于2001年成立，2011年上市，2013年首次提出股权激励政策，并2018年完成股权激励。以岭药业股权激励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其中又存在哪些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对以岭药业首次实施股权激励政策的效果进行研究，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研究
Jensenamp;Meckling（1976）提出“利益汇聚假说”，认为实施股权激励的目的是将股权持有者和公司经营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利益共享，达到风险共担，缓解委托代理矛盾 [26]。周爽和刘建民（2016）通过对我国2014年之前实施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行数据对比后，得出股权激励会促进上市公司绩效的提升[1]。宋玉臣和李连伟（2017）通过对在2007年至2013年中，实施股权激励的251家A股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数据分析，根据综合分析框架，发现实施了股权激励的公司，其经营绩效得到显著提升[2]。李烨和严由亮（2018）同样运用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通过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将高级管理人员设置为激励对象，对本企业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显著[3]。万里霜（2021）对股权激励、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进行综合性分析，通过构建传导效应模型，对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之间如何作用于公司绩效进行分析，得出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中起中介效应，通过增加股权激励比例，可以使该上市公司的绩效得到显著提升[4]。
Fama等人（1983）提出“壕沟效应假说”，而这与Jesen等人（1976）提出“利益汇聚假说”截然相反，认为股权激励无法对上市公司的绩效起到激励作用，反而会让高管拥有较高的股份，得到较大控制权，可能会做出有损其他股份持有者权利的行为，以至于减缓甚至阻碍公司的发展[27]。Aboody等人（2010）支持Fama等人（1983）的“壕沟效应假说”，认为对于股权较为不集中的上市公司来说，企业管理者希望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某种条件下，可能会做出不当的盈余管理影响企业绩效[28]。曹晓丽和杨敏（2014）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水平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得出而这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5]。董竹和马鹏飞（2019）从内部控制角度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较为薄弱时，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用不能发挥其本身的作用，对管理者的激励和监督效果不明显，公司绩效极有可能呈现下降趋势[6]。
Charlesamp;Palia（1999）通过对美国600家公司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数据对比，认为影响公司绩效的成因复杂，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很难存在关联[29]。魏刚和杨乃鸽（2000）对比了我国1998年的791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数据，按照行业分类，通过分析净资产收益率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间不存在必要的联系[7]。邹靖（2016）将我国2009年至2013年的535个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综合对吧分析，发现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系数近乎于零，得出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关联[8]。唐雨虹等（2017）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实施股权激励后，可以减少管理者投资不足的现象，但会出现过度投资，并且无法降低管理者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在职消费，得出通过实施股权激励既无法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也无法提高公司绩效[9]。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计划将以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有关文献，综合各方面案例，对股权激励（尤其是我国股权激励）的理论框架、制度以及关键风险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应对方式，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观点和体会。
5.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1] 周爽,刘建民.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分析[J].海南金融,2016(06):45-49.[2] 宋玉臣,李连伟.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绩效的作用路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2):133-139.[3] 李烨,严由亮.高管薪酬激励、产权性质与企业绩效——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J].工业技术经济,2017,36(09):85-92.[4] 万里霜.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预测,2021,40(02):76-82.[5] 曹晓丽,杨敏.高管薪酬激励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14(07):79-83.[6] 董竹,马鹏飞.高管持股:“堑壕防御”还是“利益趋同”——基于内部控制的决定作用[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03):23-31.[7] 魏刚,杨乃鸽.高级管理层激励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00(03):19-29.[8] 邹靖.股权激励政策提升了公司绩效吗?——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会通讯,2016(06):33-36.[9] 唐雨虹,周蓉,杨啸宇,杨玉坤.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38(04):57-61.[10] 黄之骏.经营者股权与企业价值——基于内生性视角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启示[J].金融经济,2006(02):114-115.[11] 王秀芬,徐小鹏.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J].会计之友,2017(10):84-89.[12] 章涛.股权激励:经理人的“盛宴”——再评伊利股份股权激励案例[J].会计之友,2014(22):43-46.[13] 王华兵,李小珍.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商业会计,2013(03):34-36.[14] 孙伟艳,张诗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分析与评价——以以岭药业公司为例[J].中国商论,2017(06):87-88.[15] 许娟娟,陈志阳.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激励有效期与行权指标的视角[J].上海金融,2017(7):50-56.[16] 徐长生,孔令文,倪娟.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J].科研管理,2018,39(09):93-101.[17] 田国双,齐英南.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真的有影响吗——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J].会计之友,2018(17):44-50.[18] 彭媛.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探究[J].会计师,2018(22).[19] 张诗洋. 以岭药业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D].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2018.[20] 扈文秀,李苗,张建锋.基于ANP法的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研究[J].运筹与管理,2019,28(08):164-173.[21] 张丹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研究——以A集团为例[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0(11):108-109.[22] 刘幔. 医药行业股权激励有效性研究[D].辽宁大学,2020.[23] 林常青,贾悦.研发投入、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06).[24] 孙铭捡.股权激励在企业中的作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05):120-121.[25] 牛丹予,潘晓慧.以岭药业盈利能力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02):126-127.[26] Jensen Michael C. and Meckling William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1976, 3(4) : 305-360.[27] Eugene F. Fama and Michael C. Jensen.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 1983, 26(2) : 301-325. [28] David Aboody and Reuven Lehavy and Brett Trueman. Limited attention and the earnings announcement returns of past stock market winner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0, 15(2) : 317-344.[29] Charles P. Himmelberg and R.Glenn Hubbard and Darius Palia.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managerial ownership and the link between 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9, 53(3) : 353-384.[30] McConnell John J. and Servaes Henri. Additional evidence on equity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value[J]. 1990, 27(2) : 595-612.[31] Lucian Arye Bebchuk and Jesse M Frie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s an Agency Problem[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3, 17(3) : 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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