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开题报告

1. 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达三十年的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年中国GDP达到9.2万亿美元（现价），仅次于美国。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最高达14.2%。2013年GDP增长率为7.7%，预计2014年为到7.5%，远高于世界水平（2014年IMF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和政策报告）。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人均GDP达6807美元，虽然还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收入水平达到中高等收入国家。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与土地相关的社会问题。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建设用的快速扩张。19992010年间，我国建设用地从30.09万平方公里扩张至33.77万平方公里，增长12.23%。建设用地的迅速扩张可以表现为农用地的减少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张润森等，2012）^[1]。建设用地的扩张是中国耕地减少的最重要因素（梁进社，2002），加剧导致粮食问题与失地农民安置问题。2003-2011年间，中国共依法征收农用地246.82万公顷，其中耕地164.88万公顷。同时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土地资源不仅面临着稀缺性的问题，还有利用方式粗放，浪费土地的现象普遍存在。

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政策，如耕地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等以强化土地资源的保护，但是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不断增加、耕地快速流失并行的状况并未改变（姜海，2009）^[2]。在未来的发展中，实现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利用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正确认识经济发展和建设用地变化的关系，研究其中的规律有利于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为我国未来土地利用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东、中、西部发展差距逐步扩大，人口、资源和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建设用地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但在不同区域其贡献水平不同（丰雷，魏丽等，2008）^[3]，因此应该高度重视不同地区的差异，制定普适性转向针对性的土地管理政策。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实行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即根据地区间经济增长状况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性以及新增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差异性，在编制计划和分配指标时采用差别化土地利用计划管理。使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以达到新增建设用地在地区间最优配置的状态（夏燕榕，2009）^[4]。

因此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土地年鉴》等数据，用31个省份1999年-2012年的数据分析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按钱纳里标准对中国各省进行区域划分，研究各区域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各区域差异情况。分析区域间的差异，对土地差别化管理提出建议，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的协调发展。

1.2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

1.2.1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土地的功能

土地具有承载、生产、景观和增值等不同的基本功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土地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

在农业占据经济发展主导地位的阶段，土地的生产功能发挥主要作用。土地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载体和养分，土地的肥沃程度决定着农作物生长状况，从而进一步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进入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阶段，土地承载功能的作用发挥最为明显。这是由于发展工业的机器设备及建筑厂房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此外，土地的增值功能也开始体现。当经济发展由工业主导迈向服务业和技术主导的阶段时，土地的增值功能充分体现出来。增值功能是和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密不可分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而来的城市扩张等现象提高了土地的需求量，凸显了土地的增值功能。此外，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此时，包含舒适性和美学性的土地景观功能显得愈发重要。

任何阶段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都离不开土地，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土地发挥的主导功能不同。随着土地由资源特征占主导转向资产特征占主导，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1.2.2经济发展阶段划分

根据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要求不同、技术水平有差异，对土地的需求量也不同，所以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两者的关系也将有所差异。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国外有罗斯托、H.钱纳里、霍夫曼、库兹涅茨、诺瑟姆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罗斯托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6个经济成长阶段，传统社会、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强调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这种划分方法也还是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比较常用的是钱纳里划分标准，钱纳里等人通过对100多个国家20余年的经济发展的研究，得出了具有较强实用性的阶段划分标准（杨宇等，2012）^[5]。它根据人均GDP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人均经济总量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财富水平和总量水平，测度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资本积累边界，基本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购买能力和需求结构，是国际上最通用的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

表1 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

中国学者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使用频率最高的理论依据包括霍夫曼定理、钱纳里标准模式等。此外，也有学者建立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和归类（梁炜等，2009^[6]；符淼等，2008^[7]；李娟文等，2000^[8]）。或者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基本特征提出自己的划分依据（沈坤荣，1999^[9]；李晓西，2007^[10]）。

1.2.3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虽然土地要素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早期国外学者对土地要素并不重视，经济增长模型一般仅涉及技术、资本、劳动力。直到1970年，Donald A.Nichols^[11]是第一位建立包含土地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学者，并且他研究得出土地要素对经济的贡献越大，那么资本的积累就越小的结论。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认为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但同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供给总量固定的土地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学家的分析促进了大量实证研究的出现，但是研究结果并未达成一致。Havrye等（2004）认为，土地流量变化相对于其庞大的存量很小，因此新增土地供应对价格及产出影响很小。而大部分实证研究还是认为土地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如Martin和Mrtra（1999）运用索洛模型得出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土地资源方面的技术进步，经济的增长与土地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Metezmkaesr和Louw（2005）^[12]认为，土地与劳动一样是国民经济增长的要素，产业用地的短缺将限制经济发展，同时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可以提高社会福利。David Romer、Nordhaus和Ely等^[13]学者都充分的肯定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突出贡献作用。

综观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研究都以经济增长理论为指导，着重强调土地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土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土地要素促进经济的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农转建土地利用制度引起的，一方面农转建的方略能够吸引资本的大量流入，另一方面土地出让的收入转为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梁华、马小刚，2010）^[14]。部分研究从经济贡献的角度来分析建设用地扩张和耕地减少，估计了建设用地扩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杨志荣，2008）^[15]。如尹锋（2008）^[16]通过1999-2005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发现建设用地规模增长1%，大约可以使资本产出比率上升0.08%，建设用地的规模扩张虽然刺激了投资总量的上升，但也导致了投资质量的下降。狄剑光，武康平（2013）研究发现我国28个省级单位建设用地面积扩大在2003-2008年对非农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2.88%。此外，省市不同等级区域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关系的研究近几年也备受关注（张军岩，2004^[17]；李传裕，2005^[18]；徐银良，2004^[19]）。姜海，曲福田等（2009）^[20]利用各省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近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固定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较显著，但是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他又对江苏省的土地和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建设用地扩张对二三产业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土地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投入要素很难被资金和劳动力所取代，若要以其他要素取代土地，劳动力要素最为经济（刘珂，2010）^[21]。

1.2.4建设用地扩张的动力

国外对建设用地扩张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扩张上。1964年，Alonso^[22]提出了单中心城市模型，此后由Muth、Mills^[23]和Wheaton^[24]对此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建立了城市扩张方面的基础理论。之后发展了较为丰富的城市扩张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例如Jank.Brueckner^[25]等分析了40个美国城市，发现人口增长、收入提高和通勤成本的降低是导致城市扩张的主要动力。Daniel（2002）^[26]研究了芝加哥大都市区两个主要高科技聚居地相关数据的研究认为高科技引导了城市扩张。TingWei Zhang（2001）^[27]认为社会经济状态、交通可达性和房屋及土地法规，市场的力量和政府对市场的负面作用是引起城市扩张包括建设用地扩张的内在因素，同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土地利用政策上的不同态度也是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并指出扩张主要是不合理的规划和非城市用途土地上的居住、商业和工业项目发展的结果。

国内研究学者主要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出发对建设用地的扩张进行研究。谈明洪等（2004）^[28]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145个城市发现中国大中城市建设用地东部地区扩张最快，中部地区扩张最慢。王旻（2002）^[29]对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证明城市用地规模和人口成比例增长。但研究不够完善，实际上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并不与城市人口增长严格同步（谈明洪等，2004）。许多学者分析了经济增长对土地非农化的驱动作用，发现人口总量与固定资本存量、人均收入水平等是驱动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孔祥丽，2007）^[30]。林目轩等（2006）^[31]着眼于城市内部建设用地的扩张，以长沙市城区为研究对象，结合各区经济发展情况，综合分析了影响城市内部建设用地扩张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基准地价、土地存量、人口增长差异和政府调控规划。吕蕾等（2008）^[32]以南京市江宁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扩张综合指数并且分析因子，发现科技水平是主要决定因素，而经济水平、人口状况及社会生活因素不仅直接，而且还间接通过科技水平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影响。鲍丽萍（2009）^[33]认为社会发展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非农业人口增长起着主导因素作用，基础设施、交通条件是建设用地扩展的直接原因。此外国家政策的波动和不连续是造成建设用地扩张具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

总而言之，学者们大都认为社会经济因素对城镇建设用地扩张的原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产业结构这三者对城镇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最大。

1.2.5相关经济计量理论

国外对于建设用地需求的预测主要运用经济预测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方法，并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行测算（王枫，2007）^[34]。如柯布和道格拉斯通过探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共同创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于1993年在此函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建设用地量、投入的资本量和投入的劳动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函数模型（FisheryG，1998）^[35]。C-D生产函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X1、X2...Xn）在每一时期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Q之间的关系，用来预测国家或者地区的生产和分析发展生产的途径的一种经济数学模型。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生产函数形式。在经济学分析中，通常只使用劳动（L）和资本（K）这两种生产要素，所以生产函数写为：

内学者在对建设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究中，应用和建立了不少数学模型，主要有多元回归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协整模型分析、耦合模型等，希望从定量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对应关系。有的学者构建协整分析的数学模型，考虑两者之间数量关系的长期稳定性，杜绝直接采用回归模型产生的弊端，有的学者将土地资源和经济发展作为两个既独立又联系的子系统考虑他们之间的协调性和互相依赖程度。

在对文献的梳理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土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而丰富多彩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加深了我们对土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极人地丰富了土地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意义。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研究了土地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土地等资源限制在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缺；也有学者在强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由马尔萨斯（不受土地限制）向索罗技术（受土地限制）转变的情况，并强调了土地济增长的重要性；也有研究把土地纳入分析的框架中，通过资源的最优利提出了如何有效使用土地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国内学者关注土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集中在农地非农化、耕地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同时，也有学者从土地制度、法律、产权的角度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研究考虑到了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得出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的扩张并未形成良好的关系的结论，但该文献并没有用实证研究的方式描述出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之间的动态关系，只有极少数文献讨论到了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没有估算出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

综观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研究都以经济增长理论为指导，着重强调土地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土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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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的基本内容和问题

研究目标：

本研究基于全国31个省份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C-D生产函数分析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根据钱纳里标准对各省进行区域划分，研究各区域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差异，以及找出影响这种差异的原因。分析区域间的差异，对土地差别化管理提出建议，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的协调发展。

研究内容：

3. 研究的方法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