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现今以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日益成熟和完善。在这个分工体系中，国家通过全球产业结构的重新布局，依托自身在某一产品链条中具备的某一比较优势，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一颗坚定的螺丝钉。参与全球生产的国家能够逐步实现本国内部产业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凭借丰富的劳动力、土地及能源环境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低成本优势，采取粗放式的加工贸易为手段，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虽然近些年也在积极谋求产业升级，对出口商品结构进行了优化，加速扩大贸易规模，但总的来说还是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升，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殆尽，原先的发展模式俨然不能持久，将触碰到“天花板”。另一方面，外部的竞争环境愈发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价值链分工中；且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这种思潮也在影响着国际贸易环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冲击。
在此前提下，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行探讨具备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体现为以下两点：本文系统的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制度质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传导机制，丰富了成本发现模型的理论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二、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借鉴意义。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研究内容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主要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兴起和运输成本下降，跨国公司的研发、生产、销售等活动逐渐基于区位优势进行全球化布局，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得以形成并不断深化（Gereffi，2013）。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从参与国际分工中获益。然而，在这一体系下，每个国家获益多少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在国家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生产网络，生产环节被分割在不同国家完成，贸易利益的分配也更加复杂。大量的现有研究表明：培育更高技术含量商品的出口能力有利于提高一国生产结构的复杂程度和技术水平，不仅可以从国际分工中获取更多利益，还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Hausmann et al., 2007；陈晓华和刘慧，2012；杜运苏，2014）。这就导致了所有国家都不遗余力地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益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因为我们企业所从事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导致相当多的产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升级之路困难重重（刘志彪和张杰，2007）。随着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再加上外需增长缓慢和“逆全球化”兴起，目前简单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粗放型外贸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戴翔和张为付，2017）。国内外学者就如何提高出口复杂度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主要研究视角包括嵌入全球价值链（刘维林等，2014）；金融发展（齐俊妍等，2011）；对外直接投资（杨连星和刘晓光，2016）；基础设施（王永进等，2010）；等等。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两篇文献是戴翔和金碚（2014）和盛斌和毛其淋（2017），前者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探讨了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后者利用微观企业数据探讨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2022年12月8日前阅读大量资料并完成开题报告；
2022年12月9日-2022年3月18日 写初稿并完成中期检查；
5. 参考文献
[1]Daron Acemoglu, Pol Antrs, Elhanan Helpman. 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2007, 97(3):916-943.
[2]Reshad N. Ahsan. Input tariffs, speed of contract enforcement,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firms in India. 2013, 90(1):181-192.
[3]Mary Amiti, Jozef Konings.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2007, 97(5):1611-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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