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关于我国生育率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从计划生育到2013年单独二胎,再到2016年全面二孩的转变。尽管国家一直在放松生育政策,但是效果并不尽人意,我国人口出生率目前不容乐观。数据表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后,全国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但仅仅过了两年,人口出生率就显著下降,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年,比2017年减少200万、减少12%,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创下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表明全面二孩的政策效应已经明显消退,育龄妇女规模已经见底下滑。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 低生育率会造成很多负面社会影响,例如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等。总体看来,近年中国社会家庭生育意愿大幅降低,人口红利不断下降趋于消失,中国“未富先老”。老龄化加速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效应,例如年轻人的养老负担加重,政府的省份养老金也入不敷出。除此之外,养老负担的加重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降低。对于家庭生育意愿变化造成的影响,住房市场首当其冲,例如父母是否考虑为子女买房,或是当家庭中不止一个孩子时,父母是否会因为个人平均住房面积缩小而有增加住房的意愿,这些需求都会进一步使房价抬高。 (二)关于我国房价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庭没有住房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家,对于政府里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让居者有其屋,这是基本的责任,也是维护社会稳定,顺利达成小康社会目标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自从2003年第一波“炒房热”开始膨胀,我国的房价便持续走高,特别是2016年全国中大城市房价均普涨25%以上,房价如同扑不灭的火焰一般向上窜。房地产市场的恶性发展会带来诸多问题,房地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同时,“买房难”已经成为人民生活面对最主要的困难之一,房地产市场蕴含的宏观风险也趋于扩大。虽然政府从未懈怠对房价的调控,同时也出台了不少相应的政策,例如限购限贷政策限制投机交易来达到给楼市降温的效果,但是依旧无法从根源上抑制房价的疯狂涨势,始终无法釜底抽薪。2010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全年平均涨幅依然高达13.67%。数据显示,2009~2011年中国经历了全面的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和泡沫化,此后房价就一直处于居高不下的地位。如何有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难题。在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主席又重点指出贯彻“房住不炒”的方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进行供给侧改革,“稳房价、去库存、去杠杆”,建立住房长效机制。 (三)研究意义 生育和住房作为关系民生的两件大事,在相近时期出现的重大变化自然引起人们的就嗲关注。不管是生育还是住房,对于普通家庭而言都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养育孩子成本高昂且需要长期付出;不断推高的房价致使普通家庭一辈子都未必能够获的自有住房。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每个家庭都需要经过慎重思考才能做出决策。不可否认,生育孩子需要扩大住房面积或提升住房质量是人之常情,但在养育孩子和买房的成本双双提高时,这种预期能否实现还有待研究。 住房的影响因素众多,回顾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不多见家庭生育意愿对其的影响,并且研究变量选取来自多个领域。并且,一方面由于中国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住房采用计划建设,且实行国家福利分配政策,因而国内对住房需求的研究较晚,另一方面,数据相对较为缺乏。在定量研究的分析中,又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住房需求的居多,因此,在这个领域方面的研究尚有补充空间。因此,研究家庭生育影响家庭住房需求,同时分析家庭收入对二者的影响,导致整个住房市场需求发生变化,从而对房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可以一定程度上对人口老龄化和高房价这两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起到参考的价值,从而可以促进生育政策的制定与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同时,也能填补一些影响住房因素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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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研究内容:本文将对家庭生育意愿对房价的影响进行综述。具体选取孩子数量进行研究,可以通过少年儿童抚养比算出。考虑到影响住房需求的因素十分复杂,为减少其他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使解释变量的影响更为稳健,同时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暂时选取住房价格、家庭可支配收入、同住人口数量、男孩占比、年龄、父母受教育水平,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关键问题:本文的重点在于通过数据分析得到家庭孩子数量即家庭生育意愿对房价的影响,并进一步细化,考虑家庭收入对两者的影响。从而对我国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推动人口增长提出一些建议。同时,控制其他变量,研究其他变量对研究对象的影响。
写作提纲:1.研究问题:指出我国当下生育率以及房地产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家庭人口结构与住房需求的研究较早,Mankiwamp;Weil(1989)针对美国1935~2010年间生育率和房价变化提出了“婴儿潮”的概念,打开了住房需求研究的新角度。他们认为美国房价在1988年前后呈现飞跃式上涨的趋势是由于在“婴儿潮”高峰期出生的婴儿20年后开始集中进入住房市场,导致住房需求迅速上升,房价上涨。 Davis(2005)通过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需求的影响较大。Neutuboomamp;Brounen(2007)通过荷兰住房市场的研究发现住房需求会随着家庭人口年龄的增长而上升。Lauf(2012)指出虽然人口数量在下滑,但由于家庭规模的缩减,使得住房需求仍然在上升。 从国内已有研究中可以发现,影响我国住房需求的因素十分复杂。且相比国外,国内学者对人口与住房需求的研究起步较晚。 从住房需求的影响因素看,施建军、张琳(1999)认为影响住房需求的因素包括城镇居民收入、住宅价格、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并对江苏省1999~2010年的住房需求量进行了预测,但没有较好的考虑人口的因素,没有论证人口结构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大小。 从经济角度看,无论是从微观调查数据还是宏观分析来看,高收入人群、高收入地区的住房需求要明显高于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地区,这一规律得到了大量经验研究的支持。蔡宏波等(2019)使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孩子数量对家庭住房需求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于高收入家庭,增加生育孩子数量将降低住房需求,而收入较低的家庭则相反。邹至庄和牛霖林(2010)通过1987~2006年全国城镇数据,发现住房需求决定于实际收入和相对价格。 从人口结构角度看,主要包括人口的数量、年龄、性别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人口抚养比、少呢喃抚养比等。徐建炜等(2012)利用实际房屋价格指数研究发现,人口抚养比例与住房需求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人口抚养比例下降,住房需求会相对上升;人口抚养比例上升,住房需求则会相对下降;进一步将人口抚养比分为老年人口抚养比例与少年人口抚养比例,并控制变量的相关性之后,发现少年与老年抚养比例都会对房屋需求和价格产生负的影响。陈春流和卢万青(2017)基于中国家庭金融(CHFS)调查2011年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劳动人口的增加以及家庭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增加住房需求。陈彦斌和陈小亮(2013)设计了基于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的中国城镇住房需求的估算方案,发现中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不会导致中国城镇住房大量过剩。张冲(2014)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人口结构与住房需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与住房需求成反比,老年抚养比与住房需求成正比。 从制度角度看,李永友(2014)认为,无论是人口压力还是收入水平上升产生的住房需求,都是市场自然反应,在中国城乡分割治理的背景下,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形成了巨大的潜在住房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改善住房条件也是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不仅如此,面对有限的投资渠道和通胀压力,购房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对于我国2004年以后房价上升的现象,陈斌等(2012)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人口转变和中国住房需求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很有可能“婴儿潮”也是导致2004年以后我国住房需求增加,从而导致房价上涨的原因。 继Mankiw等人的先驱性研究后,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口结构与住房需求问题的研究是较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1)人口的自然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的数量、年龄性别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人口抚养比、少年抚养比等;(2)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主要涉及人口的收入结构和人力资本状况;(3)人口的空间结构,即人口的空间聚集、迁移行为对特定国家和地区住房市场造成的外生冲击。浏览众多文献后可以发现,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已普遍得出结论,即人口结构与住房需求存在显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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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划与进度安排
研究计划:
关于理论部分,将在查阅、借鉴、吸收有关家庭生育意愿对房价影响的实践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选取最新数据、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
关于数据搜集,将从权威网站搜索数据,例如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等,确保数据真实有效性,为分析提供良好的数据基础。
5. 参考文献
[1]蔡宏波,叶坤,万海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生育影响住房需求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19(04):92-104. [2]陈春流,卢万青.基于CHFS数据的家庭人口结构与住房需求的实证研究[J].海南金融,2017(07):4-12. [3]陈斌开,徐帆,谭力.人口结构转变与中国住房需求:1999~2025——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微观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01):129-140. [4]胡婉旸,郑思齐,王锐.学区房的溢价究竟有多大:利用“租买不同权”和配对回归的实证估计[J].经济学(季刊),2014,13(03):1195-1214. [5]李超,倪鹏飞,万海远.中国住房需求持续高涨之谜:基于人口结构视角[J].经济研究,2015,50(05):118-133. [6]李永友.房价上涨的需求驱动和涟漪效应——兼论我国房价问题的应对策略[J].经济学(季刊),2014,13(02):443-464. [7]尚晓援,李振刚.儿童的抚育成本:安徽省阜南县农村儿童抚育成本研究[J].青年研究,2005(09):3-12.5. [8]肖作平,尹林辉.我国个人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研究:理论与证据[J].经济研究,2014,49(S1):66-76. [9]易君健,易行健.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8(03):961-982. [10]邹至庄,牛霖琳.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的需求与供给[J].金融研究,2010(01):1-11. [11]罗凯. 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D].西南财经大学,2019. [12]尚晓彤. 女性受教育水平约束下生育状况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D].湘潭大学,2019. [13]Gronau, R., 1973, “The Effect of Children on the Housewife’s Value of Tim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1, No.2: 168~199. [14]Leibenstein, H., 1957,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Vol.126, No.1: 1349~1350. [15]Mankiw, N.G., Weil, D.N., 1989, “The Baby Boom,the Baby Bust,and the Housing Market”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19, No.2: 235~258. [16]McFadden, D., 1994, “Demographics, the Housing Market, and the Welfare of the Elderly in Studies” [A],in D. Wise (ed.), Economics of Aging,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25~290. [17]Rosen, S., 1974, “Hedonic Prices and Implicit Market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in Pure Competi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2, No.1: 34~55. [18]Willis, R., 1973, “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Behavior”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1, No.2: 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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