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和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在此严峻的外部背景下，考虑到我国居民消费率较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以及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居民消费的提升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显著的增长动力，基于此，了解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成因以及寻求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进而带动产业的发展和扩大相关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了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年的中高速增长。但从最终需求的结构看,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我国消费需求的缓慢增长已逐步成为制约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
消费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国际水平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其中，居民家庭消费，亦称“个体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所进行的消费，是社会消费的基础。可分为家庭成员的个人消费和家庭共同消费。其主要内容包括家庭成员的物质生活消耗、文化生活消费、劳务消费等。其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结构、市场供给情况、家庭所处的地理条件、生活环境、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家庭成员构成、收入情况、兴趣爱好等。在社会主义社会，居民家庭消费体现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即形成了尊老爱幼，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的消费关系。
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收入结构和数字金融的发展情况。通过研究城乡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构成情况以及相关的消费差异性，进而细致分析收入的不同构成部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深刻探究居民收入结构影响消费的内在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一.研究内容：
本文旨在通过对收入结构和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两者与农户创业决策之间是否具有内在联系，为采取相应措施来推动和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率指明方向，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现状Thaler通过对经济理论模型的研究提出了“心理账户”假说，认为居民会依据收入的获得方式而将各种类型收入划分为不同的心理账户，居民对于各种“心理账户”的财富会有不同的规划并且各个“心理账户”的财富安排是相互独立的，基本不受到其他“心理账户”中财富的影响；居民获得不同类型收入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相对于“意外之财”，居民辛苦挣来的收入往往消费倾向比较低。显而易见，工资收入是居民基于早期积累人力资本，然后进行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获得的收入；经营收入的获得需要早期积累的资产和劳动者的参与；而财产净收入是居民原有财富的变化部分，至于转移净收入是政府补贴或者再分配获得的，所以居民获得这些收入不仅仅需要不同的人力资本技能还受到外界宏观调节和政府政策的影响，需要付出不同的成本。Ｋａｒｌａｎ和 Ｚｉｎｍａｎ（２０１０）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当贷款以高利率发放时，扩大获得消费者信贷的渠道能为借款人带来了可观的净收益。Ａｎａｎｄ（２０１３）将数字金融分为三个维度：第一维度是银行服务，例如收款、转账和支票服务；第二维度是保护性服务，它提供了长期和中期的金融安全以及防止收入和支出波动的保护措施，例如保险、储蓄和信贷；第三维度是推广服务，它促进了自治并帮助个人提升了自己，例如为创业提供贷款。Ｄｕ－ｐａｓ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３）使用肯尼亚现场实验的数据研究证明，为个人提供简单的非正式储蓄技术可以大大增加对预防性健康的投资，并减少遭受健康冲击的风险。Ｋａｒｌａｎ和Ｚｉｎｍａｎ（２０１０）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当贷款以高利率发放时，扩大获得消费者信贷的渠道能为借款人带来了可观的净收益。
国内研究现状韩海燕等认为工资和转移净收入来源相对稳定，波动幅度较少受到外界宏观环境的变化；经营净收入往往受到季节、价格以及市场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不稳定性较大；至于财产净收入是居民财产的变化部分，比如利息收入和股票、基金等投资收益部分，不仅仅受到国家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与居民自身的理财能力密切相关。张号栋和尹志超发现我国许多家庭面临着金融排斥，互联网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家庭信贷需求，并降低信贷约束的概率。众多研究也证实了信贷约束将影响家庭的资产选择和消费行为。关利欣从供需两端分析了疫情下国内消费的改变：从需求端看，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能力等都在改变；从供给端看，传统服务业如旅游、餐饮等都受到了冲击，而线上服务补充了线下服务的不足。李燕桥等（２０１３）认为消费信贷可以缓解城镇居民当期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其当期消费，但是消费信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积极效应也受到“大额刚性支出”和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抑制。易行健等（２０１８）认为数字金融能 够促进居民消费，特别 是衣着、居住、日用品、交通通信等方面消费，其作用机制为缓解居 民 面 临 的 流 动 性 约 束 和 便 利 支 付。尹志超和彭嫦燕（２０１９）从家庭视角展现了数字金融的发展状况和群体间的差异。从需求端看，数字金融服务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升；从供给端看，基层社区金融服务的可及性较低。
傅秋子和黄益平（２０１８）实证得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农村生产性正规信贷需求，增加消费性正规信贷需求。张栋浩和尹志超（２０１８）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层面构建数字金融指数，实证得出数字金融指数与农村贫困脆弱性之间显著负相关。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2022.11.10完成选题工作2022.11.30前完成开题工作2022.12.1-2022.3.17 完成初稿和中期检查工作2022.3.18-2022.5.5完成论文修改、定稿、外文文献翻译工作2022.5.31 完成答辩工作
5. 参考文献
[1]马双,谭继军,尹志超.中国家庭金融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国家庭金融研究论坛”会议综述[J].经济研究,2014,49(09):182-186.
[2]谢家智,吴静茹.数字金融、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0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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