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自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女性生育与就业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女性是生育活动的参与者，同时也是经济活动的贡献者。二孩政策放开后，不少在职已育女性会选择“二次生育”，这使得她们暂时脱离了劳动力市场。学术界中称此为生育行为引发的“职业中断”。至此，不禁发问：女性的生育行为中涉及哪些因素？如果生育行为确实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那么具体是哪些因素会对女性就业质量产生影响？如果在不同的女性群体中，这些因素的影响的方向仍然保持一致？
本文正是为回应上述问题，主要从生育行为与女性就业质量两个维度，不仅找出影响女性就业质量显著的生育行为因素，而且对不同群体的女性如何受生育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从微观角度分析生育对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为接下来的生育政策改革提供实践依据。此外，本文的应用价值在于，为解决女性就业质量的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本文的研究重点和分析角度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以及动态变化趋势,从而回答主要决定女性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育儿数量与成本因素
当人力资本投入程度不再是雇主首要考虑的因素，育儿数量极有可能成为影响雇主做出雇佣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康蕊等（2016）通过分出女性在职场以及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得出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在子女生育和抚养过程中最难达到。0—5 岁孩子数量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蔡昉等，2004)。特别是当抚养有2-6岁幼童时，女性就业几率偏低，且有2岁及以下幼儿的女性生育对其就业的负影响最大（罗俊峰，2018）。已育子女数量每增加 1 个，雇佣偏好下降的概率为 6.34% ，最为显著的负向因子为 6 岁及以下孩子数量。 6 岁及以下孩子每增多一个单位，育后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下降 11.4%。（张樨樨等，2018）。雇主明显倾向于那些精力充沛、家庭负担较轻的未育或只育一孩的女性（生光旭，2018）。显然，生育状况与雇佣偏好呈负相关关系，随着已育孩子数量的增加，雇佣偏好下降。
除此而外，不少学者从女性抚养的孩子数量角度出发，探讨育儿成本的问题。国内最早有学者在1997年提到这一角度，不过当时劳动力市场尚且不健全，加之女性育后的就业行为主要受国家规定的全额工资产假长短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对抚养子女成本观念不强。（程深，1997），但也有学者运用Probit模型构建分析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时，辨识出育儿成本是当前女性是否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首要考虑的因素。理由主要为托幼机构专业资历以及软硬设施难以两全，且机构服务价格整体偏高。因此，女性在无法有老人看护孩童情况下，不得不以家庭看护替代市场劳动。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一、研究目的：
站在生育维度下研究可能的影响因素对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
5. 参考文献
[1]崔凤垣,程深.论生育行为对女性劳动力资源供给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1997(01):25-30.
[2]张樨樨,张月君.全面二孩时代,雇主还愿意雇佣女性么?[J].东岳论丛,2018,39(07):132-141 192.
[3]张樨樨,生光旭.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理论、实证与政策框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04):112-122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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